董家鴻院士話高考：帶我邁入“人生的春天”董家鴻院士話高考：帶我邁入“人生的春天” ■董家鴻 董家鴻 1977年參加高考，1978年3月進入徐州醫學院學習，1983年考取第三軍醫大學外科學碩士研究生，師從著名肝膽外科科學家黃志強院士。清華大學臨床醫學院院長、清華大學精準醫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創院院長。法國國家外科科學院外籍榮譽院士、美國外科協會榮譽院士、歐洲外科協會榮譽院士、國際消化外科學會（ISDS）執行委員會委員、國際消化腫瘤醫師協會（IASG）外科分會主席、國際肝膽胰協會（IHPBA）學術委員會委員、國際肝髒移植學會繼續教育委員會委員、國家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委員等職務。201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如果沒有高考，我可能會是一名代課老師。是高考，給了我們這些貧寒學子跳出去的機會，讓我們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邊代課，邊學習 琅琅的讀書聲、嬉笑的打鬧聲、美妙的校園歌謠……從我記事的時候，這樣的畫面就一直留存在記憶深處。 1960年3月，我出生在蘇北的一個教師家庭，父親是一位中學物理老師，母親是一位小學語文老師。我童年幾乎是在校園度過的。相比其他孩子，我幾乎不用去刻意地適應校園生活，自然地認為學習是進步的階梯。 不到5歲，我就跟隨父母進了教室，隨父母工作調動，先後輾轉就讀于縣城和鄉鎮的4所小學和2所中學。童年和少年的生活清貧，但讀書輕鬆而快樂，結識了很多同學。 文革中的1974年，我開始讀高中。在政治掛帥，讀書無用的年代，同學中真正用功讀書的不多。不過，我一直堅信，讀書有用，知識無價。雖然高中學制只有兩年半，再加上受國家學工學農政策的影響，我們那一屆的學生在課堂上學習時間並不足，大部分時間都是走到廠礦車間，但我們也很享受那段社會實踐活動。 就這樣，1976年，我的高中在預定課程未完成的情況下畢業了。畢業後，我去了離縣城約60公裡之外的一所海濱小鎮燕尾鎮中學做代課老師，教數學。 在當時，能做一名代課老師也是榮幸的。特別是，當我看著父母教過的學生們，時常來家裡看望他們，更有一種特殊的自豪感。但我內心期待是上大學，做一名科學家。然而，大學對我來說，似乎是遙不可及的夢。因為那時候上大學，多數都是由工農兵推薦，只有兩類人有機會上大學，一是有背景的幹部子弟；二是勞動英模。 但幸福就是來得那麼突然。1977年下半年，我得知國家恢復高考的消息。當時我非常興奮，終于有一條通往夢想的路了。可實際上，我心裡卻沒有底。因為高二年級的物理、化學、數學的課程幾乎沒有系統的學習，解析幾何更是一點沒有接觸過。幸好，做代課教師為我提供了補課的便利。白天備課教書，晚上就抓緊時間繼續復習高中課程，有不懂的問題，就請教學校的其他老師們。那時候，也沒有什麼題海戰術，完全就是靠自己鑽研，體悟解題思路。 多少次潮起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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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風再起；多少次鬥轉星移，思緒飄逸。而伴隨我的只有宿舍微黃的燈光、借閱的老三屆高中代數和幾何教材、一套磨得發亮的桌椅。 誤打誤撞進入醫學殿堂 1977年11月，懷揣自己的夢想，帶著家人的殷殷期望，我走進了盼望已久的高考考場。考場上，我並沒有太多的緊張，因為高考試題中相關知識點我都基本掌握了，包括我高中未曾學過的解析幾何題。所以，高考結束後，我就覺得，一定能考上大學。 等待成績的過程是漫長的。那段時間，我繼續在燕尾鎮中學教書，也會時常去學校的收發室問問是否有我的信件，心情比較平靜。反而，我的父母卻比較焦慮。因為那時候，他們看到所在的學校裡的一些老師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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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就比較關心我是否收到了通知書。甚至有幾次，父母還特意到我的學校來詢問情況。 當時我就想，要是真的考不上，大不了明年再考一次。 有一天，學校收發室說有我的一封大學錄取通知書。當時我興奮得三步並成兩步跑過去，但等我打開通知書的時候，卻有點失望。因為我當時報考的志願幾乎都是數學或物理系，但卻不知道怎麼被一所醫學院——徐州醫學院（現徐州醫科大學）錄取了。 因為那時候對醫生職業缺乏認知，我總覺得，醫生診治病人是種重復性的工作，就是簡單地問診、查體、開處方。還有就是家裡人身體健康，很少去醫院。這就導致我膚淺地認為，醫生的工作太平凡、機械了，缺少創造性。事實上，要求高中生對需要傾注一生心血，奉獻無疆大愛的職業作出選擇是不現實的。比如，美國的醫學生是在本科畢業生中招生，原因就在于大學畢業的青年三觀才相對成熟。 隨後，我向父母表達了想再考一年的想法，遭到了父親的強烈反對。因為報志願的時候，父親就動員我報醫學院，他覺得當個醫生，懸壺濟世，救死扶傷，是一個高尚而神聖的職業，並且永遠不會失業。 也許，這就是命運，就像中了父親的魔咒一樣，最終我被醫學院校錄取了，算是圓了父親的夢！ 入學兩年後，偶然聽學校參加招生的老師說起當年招生的情景：當時，只要過了分數線的考生檔案全部整齊地攤在一個大會議室的桌子上，各個高校的招生老師早早就在外面等著。等到會議室門一開，那些高校招生老師都蜂擁到會議室搶檔案，根本容不得按高考志願去挑選。而我，就可能是被徐州醫學院的招生老師搶到手的。現在，我真感謝當年母校的招生老師，他是位體育老師，跑得快，將我搶收到最適合我的醫學殿堂。 還記得1978年春天，最後一次回燕尾鎮中學辦理離職手續，是父親陪著我一起去的，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們一起為我舉辦了一場慶祝和歡送晚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大酒，一場18歲的成年禮甚至都讓我忘記是怎麼回到家的。等到第二天醒來，父親還開玩笑地說，沒想到他兒子的酒量那麼大。 大二才真正 愛上醫學 1978年3月5日，是我大學報到的日子。父母提前準備好了行李，母親為我做了一件當年非常流行的外套——可以拆洗的棉夾克。 恰好，我們縣城還有另外一個學生也考上了徐州醫學院，所以我倆正好同行。到了徐州醫學院後，我有點小小失落，感覺校園就像個中學，一共有一棟教學樓、一棟辦公樓、兩棟宿舍樓、一個大飯堂，宿舍都是6人間的上下鋪。然而，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當時的徐州醫學院真的是藏龍臥虎的學府。 漸漸地，等同學們熟悉後，我才知道，很多同學和我一樣，並沒有選擇醫學，在全社會崇尚科學的氛圍下，更多人還是想成為一名科學家。但在當年，國家將醫學和師範列為優先招生的專業。 記得有位同學酷愛數學，最後自學數學，在校考上了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有的同學喜歡化學，最後畢業直接被南京大學生物化學系錄取了。 我當時也非常喜歡數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整個大學一年級到大學二年級的上學期，我都利用課餘時間偷偷地去徐州師範大學旁聽數學系的課程，包括微積分、線性代數等課程。 而讓我真正對醫學感興趣的是大二的下學期，因為那時候學到了《生物化學》《生理學》《藥理學》等涉及人體機能學的課程，正是這些課程，讓我領略了生命的奧妙和人體的精美，從此激發了探索人體的興趣和激情。 我在大學遇到了一批學識淵博、熱愛教學、授課水平一流的老師，接受了醫學的啟蒙教育。 記得當時《解剖學》的張鳳真老師，他講脊髓解剖的時候，雙臂和雙手在黑板上同時飛舞，一氣呵成，瞬間就畫出了一個脊髓的斷面解剖圖，這真是令人叫絕的教學藝術。他生動的課堂教學增加了我對解剖學的興趣，也領略了人體解剖構築之精妙。 趙浩老師將分子生物學DNA雙螺旋結構這一很難理解的問題講得極為生動有趣，還編成口訣，讓我至今記憶猶新。 講《外科學》總論的曾因明老師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麻醉系。他善于用數理邏輯和數學公式，用凝練的語言將令人費解的病理過程簡約、明確地表達出來，直到現在，我都按照他教的辦法來處理酸堿失衡、電解質紊亂等相關臨床問題。也是因為他，才讓我對外科學和危重症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任孝衡老師是教《生物化學》的老師，他就像一位慈父一樣，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對我們這幫孩子們循循善誘，既教給了我們醫學知識，也同時滲透著做人的道理。 在學習上的勤奮，我得到老師們的欣賞，應生理教研室主任劉凝慧教授的邀請，我用大三暑假的大部分時間參加了她主持的微循環障礙課題研究。這些知識為我日後在臨床上認識和處理危重症打下了一個較為扎實的知識功底。 其實，要感謝的老師還有很多很多，正是他們滿腔熱忱的付出，才讓我們這幫如飢似渴的學子如沐春風，如逢甘露。 每堂課，我都非常用心，喜歡思考問題，課後去圖書館是我的必修課。很多知識點，也許老師只是在課堂上提了一句，但如果想真正地弄明白，必須要去翻閱文獻。我當時還節衣縮食省下錢來訂閱了一本名為《生理學進展》的綜述性雜志，主要了解一些生命科學的前沿理論和技術，這本雜志仿佛為我打開了又一扇深度窺視生命奧妙、人體美妙的窗口，每一期的文章都讓我如癡如醉。 特別印象深刻的是，因為對生理生化和病理學中涉及的細胞學理論特別著迷，為了搞清楚受體如何將細胞外的信號傳遞到細胞內，並調控細胞代謝和功能的機制，我去圖書館查閱了好多資料，分析、凝練膜受體和核受體的信號傳導道路和相關分子家族。課後還與老師積極討教，最後沒想到竟然在學報上發表了一篇小綜述，讓同學們對我刮目相看，這也給了我莫大的鼓勵。 其實，我的大學專業課考試成績並不是特別冒尖，但我的自主性比較強，對教科書和老師課堂教學內容理解掌握後，還根據自己的興趣分配很多時間用來閱讀文獻和專著。也正是那個時候，這種對知識的渴求，讓我踏實地掌握了獲取知識的能力和創新思維的方法。 在學習上，我養成了一個習慣，將各門基礎和臨床課程中的相關知識縱向串聯起來，比如學到肝髒外科時，我就將有關肝髒的解剖學、生化學、病理學、肝病內科學都復習一遍，並通過這些知識的融會貫通來認識肝髒病的發病機制，臨床病理特征、治療原理和臨床決策等。 也正是對科學知識的強烈渴望，讓我萌生了考研究生的想法。後來，我們那一屆，包括我在內共有四位同學在校考取研究生，繼續深造。所以，我也非常幸運地成為恢復高考後第一屆考取研究生的醫學本科生。 坦白地說，那時候上大學，我們的心都很靜，讀書很專注，絲毫不被外界所幹擾。記得那時候我們教室距離居民區很近，校園外工地上隆隆的機器轟鳴聲，也並不影響我們全班同學的自習課。 除了專心學習，那時候我們也有不少課外娛樂活動，比如去看看電影，學習交誼舞、圓舞曲，參加歌詠比賽、大合唱、校運動會等。 感受醫學的魅力與神聖 可以說，高考是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階梯，是選拔人才的重要途徑。我很幸運成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也親身感受到了國家和社會對人才、對教育的重視與期盼。 雖然當時誤打誤撞地進入醫學院，但隨著學習深入，我逐漸發現醫學的魅力與神聖，學醫也成就了我人生的三個夢想。系統的醫學教育和培訓使我成為一名醫生，解決病人的疾苦，服務社會，造福民眾；同時也讓我成長為一名教師，給本科生、研究生帶教，傳道授業；還使我成為一名醫學科學家，探索人體與疾病未知的秘密；革新醫學的理論和實踐。 有一句話叫德不近佛者，不可以為醫；才不近仙者，不可以為醫。從醫35年之後，我越來越體悟到這句話的真諦：醫生是一個崇高的職業，不僅需要你有廣博的專業知識、高尚的職業操守，還需要你掌握科學人文、心理、社會等多方面的知識。 曾經有人說，上帝保留創造生命的權利，但是卻把照顧和維護生命的責任委派給了醫生。或許，醫生就是上帝派下來的天使，照顧生命，呵護健康。 一個身患重疾的患者，經過我們醫生的努力，從瀕臨死亡的狀態，恢復了健康，對于他和他的家人是一種幸運，對我們醫生也是莫大的幸福。 如今，我雖然有各種學術和行政職務，也會各種事務纏身，但我仍然堅持工作在一線臨床，每週看兩個半天門診，做兩天手術，因為我沒有忘記進入醫學院曾經許下的諾言，救死扶傷是我的第一職責所在。 科學的春天吹綠了整個中國大地，帶來了百花齊放，也讓我有機會搭乘著高考這趟時代的列車駛向了人生的春天。 （本報記者張思瑋採訪整理） 中學畢業合影，後排左五為董家鴻。 ▲董家鴻（右）與老師黃志強院士（已故）探討手術方案 ▲青年時期的董家鴻 《中國科學報》 (2018-12-28 第4版 文化)甘曉華院士話高考：夢想啟航 展翅藍天 ■甘曉華 甘曉華 1977年參加高考，1978年進入南京航空學院（現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航空發動機專業學習。曾任空軍裝備研究院總工程師，長期從事飛機發動機研究工作，主持、參與多項重大課題攻關，在核心技術、關鍵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作為第一完成人先後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4項、軍隊科技進步獎一等獎4項。2009年被評為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201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高考是改變人生命運的重要機會，學子有機會參加高考按說是件順理成章之事。但對于我們這代人，高考的機會卻是那麼難得，來得那麼遲緩，讓人感到它的到來是格外的恩典。一旦考上大學，便是倍加珍惜，刻苦學習，努力工作。 下鄉前曾當過木工 我1957年1月生于江西省臨川縣李渡鎮（今屬進賢縣）。 李渡鎮是一個千年古鎮，人們尊師重教，小學和中學教育質量非常好。尤其我上的李渡中學遠近聞名（現已是百年老校），當初連市裡的優秀學生都會報考我們鎮的這個中學。 但是，我小學四年級便趕上文革，從此課堂極亂，學生們都不努力學習，老師們也不敢嚴格要求，用功的同學極少。在我初二和高一階段，學校開始努力抓教育，力求恢復從前的傳統優勢，也就是這兩年扎實的文化課為我後來的高考打下了基礎。到了高二時，社會上開始批資本主義教育路線回潮，又沒法好好上學了。 對我個人而言，雖然那時的社會風氣並不鼓勵學習，但家裡對我的學習還是有期盼的。我從小就知道父母的心思：家裡很窮，孩子多，不可能都上學拿文憑，有一兩個能多讀點書就行了。因此，我的4位哥哥姐姐中，最多的上到初中畢業，有的小學都沒畢業。我懂得家裡供我上學不易，我應該努力學習才是。到了高中時，我的班主任萬國泉老師不斷教育我：將來國家建設一定需要有知識的人，你還是要趁早多學一些，目光長遠一些。一個人活著還是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他還指導我看了很多有關仁人志士的書籍，使我受益匪淺，也使我還比較用功，學習成績一直排在班級前幾名。 1974年7月我高中畢業，那時沒有大學可考。1975年9月，政府安排我們這一批知青上山下鄉。在下鄉前的這一年多時間，我分別跟隨父親和大哥在鎮上和縣裡的建築公司做木工。我家三代都是做木匠蓋房子的，我的兩個哥哥也都做過木匠。當時，盡管上不了大學，但我不論幹什麼都能立足現狀盡力幹好，這也是父母給我最樸實的教育。學木工時，為了幹好這一行，我除了幹活特別用功，還自學過《應用數學》和《木工簡易計算法》等。通過理論和實踐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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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肯鑽研，我的木工技術進步很快。做了半年木工後到縣建築公司工作並參加考評，並經師傅們認定，我達到了三級木工的技術水平（通常要做幾年才能達到）。後來下鄉的時候，我生產隊上的幾棟房子都是知青們在我的帶領和指導下蓋的。 那時，盡管沒有大學可考，但我仍然心存企盼。剛高中畢業的頭兩年，我還經常拿出高中的課本復習，還買過一些資料自學，甚至還看過微積分等方面的書籍。 我下鄉的地點是在離鎮上十幾裡的山溝裡一個曾經的幹部農場，主要是種植水稻。當時一起下鄉的知青約一百來人，當地派了一位老農指導我們幹活。可能是因為我讀過高中又當過工人，在中學時一直是個學生幹部（班長），就被指派擔任生產隊隊長。 我上的中學曾有一片很大的農場，每逢春耕、夏種和秋收，農村同學回鄉幹活去，像我這種鎮上（吃商品糧）的學生就得去學校農場幹活。因此，下鄉後像插秧、割稻子這類農活已經很熟練，但是犁田、耕地這類農村老把式幹的活還是要從頭學。身為隊長，髒活重活等我得處處帶頭，學會了幹幾乎所有農活，屬于隊上的主要勞動力。除此之外，我還有很多生產隊上的日常管理工作。 農村的生活比較苦，勞動強度大、條件惡劣。最困難的是飲水，我們自己在山上打井，打了十多米都不見水，平時只好喝水溝裡積攢的雨水和田裡面流下來的水，哪怕是昨天田裡剛施了大糞（施肥）。山上的黃土不怎麼長蔬菜，我們又沒錢買，只好購儲一壇壇的鹹菜，每天基本上是鹹菜幹飯，肉更是極少見。雖然沒蔬菜，但是米飯管夠，倒也沒餓著。 當木工做農民的這段經歷，使我懂得了艱辛，磨鍊了意志，培養了吃苦耐勞的奮鬥精神。當然，我心底深處奢想上大學的念頭始終沒有放棄。 命運轉折的那些日子 我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是1977年10月20日左右，是從廣播裡聽到的。江西省的高考時間定在12月3日和4日，這時離高考也只有一個多月。 可當時正值秋收時節，身為生產隊長，我不得不留在隊裡領導大家進行秋收。所以，那段時間我只能晚上復習。山裡的農村沒有電，也舍不得買煤油，只能用抽水機用的柴油點燈。在昏暗的燈光下看書至深夜一兩點，第二天早晨五六點鐘又起床幹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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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臉時鼻子發癢，手指一摳都是黑炭，原來鼻子裡吸滿了柴油燃燒散發的黑煙。 其間，我初中的班主任曾玉蘭老師（已在縣一中教書）多次託人帶口信說，縣一中在舉辦高考復習班，要我去聽課。可是直到11月中旬我們隊才完成秋收，等我風塵僕僕趕到縣一中時，復習班早已結束。于是，老師讓我住到她家復習，方便我去請教學校老師。那些天我一門心思看書復習，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雖然當時才11月份，由于久坐不動，我的手、腳、耳朵都生了凍瘡。 就這樣，盡管復習時間抓得很緊，但時間倉促，我連高中課本都沒有復習完就上陣參加高考。 我參加考試的地點在縣一中，走入考場看到不少熟面孔，才明白考生是按報名的鄉鎮相對集中在同一教室。之前大家並不知道高考的難易程度，相互鼓勵著報名去參加高考，我們知青隊報考的約有一半人。考試結束後，我們又回到了生產隊，和往常一樣每天幹農活，同時，在焦慮中默默地等待高考結果。 1978年1月的一天，公社教育管理站通知我去公社的小學開會。去之前完全不知道開會內容，到了會場後站長欣喜地告訴我們，到會的20多人都考上了大學（本科）。命運就要發生改變了！當時，我們難抑內心的歡喜，耐著性子開完會。 開會當天，站長為我們每人準備了一張《江西日報》，上面刊登了所有可以填報的學校和專業。可是填什麼學校和專業呢？我這方面的知識和信息非常有限，很是糾結——我做過木工，對土木建築有一定理解和感情，考慮過填報土木建築專業；但我更向往看起來更高科技的專業，由于平時能看見天空戰鷹翱翔，覺得從事航空應該是自己的夢想；而我的中學老師建議我去學醫，說航空是個大工業，一個人不容易幹出什麼成績，醫生技術好，一個人就能發揮作用，就算當個赤腳醫生也能糊口。 最後，經過一番權衡，我填報的第一志願為南京航空學院（現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以下簡稱南航），3個志願排列是航空院校、醫學院校、建築院校。 有故事的專業 1978年2月初，我收到了南航的錄取通知書。但我沒有立馬離開知青隊，直到開學報到的前幾天才離開隊裡回到家中，為啟程作準備。這期間，隊裡的知青一撥一撥地來到我家為我送行，當時大家已經下鄉兩年半，朝夕相伴很有感情。 出發當天，我二哥與我的一位同學一起送我去坐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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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扁擔挑著行李，一頭是裝有日用品和書籍的箱子，一頭是捆好的被褥。坐船過了兩道河，又走過一片沙洲，行進了十幾裡路才來到火車站，輾轉3趟火車來到南京。至今我仍記得那片幾裡長的沙洲，難以跋涉，綿軟的沙粒，向前走一步，向後陷半步，似乎是挽留，又似乎是告誡我，行路難要時刻努力。 到學校報到前，我不知道自己的專業。當時軍工院校專業是保密的，報紙上沒有登出軍工院校的專業，南航也屬此類，我當時填的志願就只填到學校級，而我收到的錄取通知書裡也沒注明專業。到學校報名的當天，我才知道自己的專業為航空發動機。 入學後，很多同學都在談論自己在入學前是如何選擇填報專業的，我很納悶，我怎麼就沒有選專業這個過程呢？直到入學一段時間後，一位同班同學來找我，我才知道其中還有一段聽起來不可思議的故事。 這位同學名叫艾清，和我是同一個縣的。當時，縣招辦收到南航入學通知書的信封內有一張專業選擇填報表，並附有南航的各專業介紹要求在幾天內填好並寄回南航。而我當時下鄉在山溝裡，沒有電話，附近也沒有汽車站，縣招辦沒法在指定時間內將這份專業填報表送達給我。情況急迫，縣招辦領導想了個辦法，他們查到本縣還有一位叫艾清的知青考生也被南航錄取，他家住在縣城，找他比較容易。于是，縣招辦領導找到了艾清，讓他替我馬上填報志願。這讓艾清很是犯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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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回家與父母商量。後來他父母決定，為了減少日後我可能對他們的埋怨，把我的志願填報得和艾清一模一樣。這樣即使填的專業不好，怪罪下來也還可以解釋，做父母的總不會故意把自己孩子的專業往不利的方向填吧？就這樣，我和艾清同時被錄取在航空發動機專業。 實際上，還真是多虧了艾清和他家人，因為他父母是讀過中學的，填專業之前他們又作過調研，知道航空發動機屬于很高的技術領域。如果換作我和家人，未必會選這個專業，我的父親只上過半年私塾，母親不識字，社會知識並沒有那麼深廣。 現在回想，高考前的突擊復習看似臨陣磨槍，但我能考上大學也並非偶然。我高中基礎比較好，畢業後較長時間我還經常復習，加上當生產隊長要看報紙、寫報告、寫講話稿等，文科知識應是得到一定鞏固。高考時我的語文和政治都考了70多分，分數不低，但由于對高中的書本沒來得及復習完，理科分數相對較低。 堅定目標，不斷努力 上大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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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學習上可以說是爭分奪秒、如飢似渴。面對久違的書本，大家恨不得走路就念、坐下就寫，宿舍熄燈了拿著書在路燈下學習是常事兒，哪管夏天炎熱蚊子叮。 大學畢業前，我覺得要學的東西太多，應該繼續上研究生。于是，我又努力復習，畢業時考取了北京航空學院（後來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發動機專業的碩士研究生。 讀研期間，我依然很努力。記得那時為了省時間能多看書或多做點實驗，我經常下午6點後才去食堂吃飯，因為那時人少，不用排隊，但這時的食堂也只剩下大桶裡一點泡得發白的面條。吃了一碗面條，到了晚上九十點鐘，肚子就餓得難受。從此，我有了面條不禁飽的結論。多年以後經同事點撥才明白，其實面條很經飽，只是我去食堂太晚，面條被泡時間長了，變得又粗又軟，一碗泡發的面條實際上已經沒有多少實貨，吃完了光漲肚不管飽！ 還記得一件趣事，我為了延長做實驗的時間，經常下午下班時把實驗室的窗戶虛掩上，不上插銷，晚上就翻窗到實驗室做實驗，由于實驗室透著燈，有一次半夜被學校巡夜的安保人員逮了個正著…… 出于對專業的熱愛，我後來又讀了博士研究生。到了工作崗位後，我仍然很努力，比如我在做具體研究工作遇到難題時，有時連半夜睡覺時都在思考問題怎麼解決，一有思路馬上開燈，沿著思路往下做。 至今，為了所熱愛的事業我還在不斷學習，不斷努力。 回憶當年的高考，感慨頗多。1977年高考有570萬考生，一共才考上了27萬人，僅有5%的人成為幸運兒。在那個讀書無用論的年代，考上大學的人可謂鳳毛麟角，這些人都是經歷大浪淘沙、逆流而上的人，都是堅持數年依然心存執念的人。這也說明，人應該要有理想信念並為之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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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奮鬥終會有回報。這種理想信念不是虛偽空洞的東西，而是抱有家國情懷，制定一個適合自己的目標，心無旁騖地努力去實現。 恢復高考為國家改革開放奠定了人才基礎。我們這一代人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建設者和見證者。如今，國家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家興衰與個人命運本為一體，我們仍要堅定目標，不斷努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貢獻國家，服務人民。 （本報記者貢曉麗採訪整理） ▲甘曉華在大學校園裡主持小組討論並作記錄 ▲甘曉華遊南京某公園留念 ▲大學時期的甘曉華 《中國科學報》 (2018-12-28 第5版 文化)，